经过四年多的发展，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杭州、无锡、成都等七个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已经蔚然成气候，成为当地IC设计产业的聚集地。但面对IC设计企业在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基地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探索有效的运行模式。
基地已成气候
“我恨不得今天就能搬到基地去！”深圳集成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勇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急迫心情。因为集成微电子正在上的一个高端项目，必须使用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的EDA平台，为此，罗勇已经在深圳基地租用了一个办公室。三年前集成微电子公司选址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刚刚成立的深圳基地，而是选择了靠近香港市场的罗湖。三年后，罗勇发现，深圳基地已经成为深圳IC产业的聚集地和信息中心，许多相关的信息包括FOUNDRY厂、培训、市场等都通过基地释放出来，特别是基地的软硬件资源，也为中小IC设计企业提供了巨大便利。
这只是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自1999年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成立，到2001年底深圳被批准设立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七个基地已经运作了四年以上的时间。这些年来，七个基地已经从最初的科技孵化器逐渐向专业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转变，大多能提供EDA平台、MPW(多晶圆流片)服务、测试平台等专业技术服务，并在组织IC设计企业之间、IC企业与整机企业之间的交流方面着力不少，也为IC人才的培养花了相当功夫。据相关人士介绍，截止到今年5月，基地培训的IC人才达到1.5万人次。目前基地已经孵化了200多家IC设计企业。
国家863集成电路设计专家组组长严晓浪指出，基地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对我国初创的IC设计产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孵小、扶大、引外”几个方面，即孵化了一大批小企业，扶持了一些原有基础较好的企业，引领了一批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同时，也吸引了国内一批整机企业如华为、中兴、海尔、长虹等设立IC设计中心。而基地的产业聚集效应则吸引了许多外资，比如英飞凌落户西安，英特尔落户成都，三星落户杭州。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伟亚指出，基地的作用还表现在为企业降低成本，避免了许多IP方面的纠纷。他说：“试想如果没有这七个基地，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会削弱，产业聚集效应会明显减弱。另外，企业的直接成本会有所上升，企业的总体赢利水平会有所降低。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纠纷会加剧，可能会从产品的IP纠纷扩展到软件工具的纠纷。”
七家各有特点
各个基地的服务内容大致相似，但是基于各地原有的产业环境和既有资源的不同，使得各基地各具特点。
据业界资深专家介绍，北京基地孵化北京周边众多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科技成果比较多，吸引的“海归”也较多，企业数量多，人才质量高。西安基地转换当地高校和国有研究所的技术成果比较多，在政府的推动下，整合了相当多的资源，其测试平台就利用了一个国有测试研究所的资源。深圳基地更接近市场，“海归”比较多，在利用香港科技园的资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上海是最早的基地，创新了很多模式，比如上海基地与上海紧缺人才办公室挂钩培训人才；比如它与ARM合作，为小公司提供廉价的IP平台。
另外，杭州基地在整合地方资源方面发挥了很多作用，比如开设了国际集成电路设计师资培训基地。杭州基地在对现有企业的孵化和扶植上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士兰下面做RF的公司就一直在杭州基地里。无锡基地为当地的小企业提供了对外交流的平台，也和东南大学合作成立了东南大学微电子学院无锡分院。成都基地引导周边的IC设计企业，长虹创办了自己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绵阳科技园的企业也能利用成都的资源和平台。
模式仍待探索
为了切实推动IC产业的发展，目前七个产业化基地都采取了非赢利的模式，绝大多数基地都是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
据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周生明介绍，深圳基地最开始是想采取市场化的模式，所以设立了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管理中心和深圳集成电路设计创业发展有限公司两个机构。周生明说：“采取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公益性事业和企业追求利润之间的矛盾。”为此，去年年底深圳市统一整理各种科技孵化器和事业单位的时候，深圳的创业公司就停止运作，改以纯事业单位的模式运作。
而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是公司化运作的一个典型。郝伟亚指出：“我们的特点在于基本按照商业规则行事，但灵活性也比较大，包括具体业务的进行、各项投资的执行都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事业单位性质的基地得到的政府支持的力度可能比我们要大。”他指出，“我们的资本是国有资本投入，必须保值增值，但会考虑到扶植IC产业的特殊性，并不会纯粹追求利润，而只要求能够持续发展，三年来北京基地基本能够实现财务平衡。”
针对某些城市尝试过将一些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作为基地挂靠单位的做法，严晓浪指出，作为未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必须由政府主导，至于基地和被孵化、被支撑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存在某种技术交换的商业模式。业界资深专家指出，实际上，基地的发展不在乎采取哪种模式，而在于是否能推动IC设计业的发展，并不拘泥于某种模式。
政府的主导作用集中体现为政府对基地建设的支持。据西安市科技局副局长陈长春介绍，科技部对西安支持很大，在“国家863”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专项中,先后分三批支持西安基地的发展，共计支持资金1670万元。同时，国家西部专项支持资金500万元。“十五”期间，“国家863计划”共支持西安集成电路项目14个，累计获得研发资助3250万元。科技部的支持加上地方的配套资金，这对西安设计业的发展意义很大。
陈长春指出，西安基地的建设秉承政府引导、市场化推进、企业化运作的原则，在营造环境和为企业提供市场化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运作还有一些难度，主要表现在集成电路设计软件的投入比较高，虽然基地用较低的价格配备了软件，但三年的使用许可期过后，所需要投入的后期维护和支持更新费用也会很大，仅仅依靠基地自身的力量很难承担，设计平台维护和提升的费用相当大一部分还要依靠各级政府联动支持。基地运作也是要以政府支持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模式。
周生明也强调，基地是通过服务企业实现对产业的支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因此呼吁国家更大的支持。
严晓浪表示相信，“十一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给予IC设计产业化基地持续地支持。
服务仍需深化
入驻基地的IC设计企业非常感谢基地为他们提供的周到服务，也从各自的需求出发，提出了一些期望。芯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龙希望基地能从来源、费用、运作模式等方面入手，建立一个IP的平台。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军希望基地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技术服务的深度和工具软件使用的便捷性。西安深亚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东明则期待基地在市场方面有所作为，比如由基地出面，把西安的军工企业和IC设计企业组织起来，组织一些供需见面会。西安华迅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文谊则希望基地能建立和储蓄一个人才库，便于企业寻找相应的人才。
针对目前中小IC设计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融资难，基地方面多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深圳基地在吸引风险投资方面卓有成效，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深圳基地一共有8家企业获得了总额为7800万美元的投资。周生明指出，基地主要是发挥投资商和企业之间的中介作用。郝伟亚则对这种单纯的中介作用表示困惑。他表示，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实际上是有投资职能的，但是由于目前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不开放，国有资本无法和风险投资形成合力。
另外，在间接融资方面，银行贷款的渠道仍然是不畅通的。即使北京有贷款的“绿色通道计划”，但仍有许多企业反映很难在急需时申请到贷款，因为绿色通道仍然需要担保和反担保等措施。此外，基地也有待在市场化、产业化方面进一步探索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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